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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明毓 2009-01-22 22:10

聂廷生《唐代良相房玄龄》

唐代良相房玄龄
淄博六中 聂廷生


房玄龄(579—648),是我国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,无论是在动荡的隋末战乱中,还是在治平的唐初贞观之治时,他“虔恭夙夜,尽心竭节”,“当官励节,奉上忘身”(《旧唐书》卷六十六《房玄龄传》),为唐王朝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赫赫功绩,被史学家誉为一代良相。
  
   秦王府中的重要谋士
  
   房玄龄,名乔,字玄龄,隋齐州临淄(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)人,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(公元579年)。曾祖和祖父曾历任北魏、北齐官职。父亲房彦谦,勤勉好学,通涉《五经》,是魏、齐间山东著名学者,曾任隋泾阳令,所交往的知交王邵、李纲、柳或等,“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”。房玄龄自幼聪敏,博览经史,工草隶,善属文。尝随其父至京师,当时天下安宁,人们都认为隋朝国运久长,而年幼聪慧的房玄龄对父亲说:“隋文帝本无功德,是以诈术取得了天下,几个儿子也都骄奢淫逸,不仁不义,兄弟自相残杀。现在国家表面上好像是太平盛世,其实不久就要灭亡了。”十八岁时,本州举为进士,授羽骑尉。吏部侍郎高孝基素以知人著称,见了房玄龄后深感惊讶,对大臣裴矩说:“我见过的人很多,但从未见过如此之人,他将来必成伟器。”
  
   公元617年,天下大乱,群雄蜂起。李渊在太原起兵,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。这时正任隰城(今山西汾阳)尉的房玄龄,终于看准了时机,毅然脱离了隋王朝,拜谒李世民。“太宗一见,便如旧识,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。玄龄既遇知己,罄竭心力,知无不为。”(《旧唐书》卷六十六《房玄龄传》)公元618年五月,李渊称帝,建立唐朝,定都长安,封李世民为秦王, 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,封临淄侯。
  
    房玄龄投奔李世民后,一直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,充当他的得力助手和重要谋士。房玄龄居秦王府十年,军符府檄,常常驻马即办,言辞简约,文意丰赡。高祖李渊评价说:“若人机识,是宜委任。每为吾儿陈事,千里外犹对面语。”李世民的军队每攻克一城,别人都忙于搜罗奇珍异宝,而房玄龄比别的文臣武将更有政治眼光,看得远,想得全面,独先收罗人才,荐于幕府。房玄龄对这些人以礼相待,用其所长,因而深得他们的敬重,“谋臣猛将,皆与之潜相申结,各尽其死力。”(《旧唐书》卷六十六《房玄龄传》)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,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,而留在李世民幕中,后终成为股肱之臣的。《旧唐书•杜如晦传》记载,杜如晦“有应变之才,当为栋梁之用”,“聪明识达,王佐才也”,原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,后来要被调出,房玄龄对李世民说:“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,别人都不可惜。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,是个安邦定国的大人才。主人若还想着经营四方,取得天下,非此人不可。”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,感激地对房玄龄说:“你不说,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。”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。在击破王世充后,房玄龄认为张亮“倜傥有智谋”,遂推荐给李世民,任秦王府车骑将军,“委以心膂”。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,有“王陵、周勃节,可倚大事”的李大亮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,后都位至卿相。因此,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,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。李世民曾说:“汉光武帝得到邓禹,门人更加亲近。现在我有了房玄龄,就如同光武帝有了邓禹一样。”也正是在房玄龄的竭心尽力下,李世民的麾下才拥有了大量的人才,为他以后的发展和夺取帝位奠定了基础。
  
    唐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,李渊因李世民功劳最大,封他为天策上将、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,开天策府,设置官属。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兼大行台考功郎中。这时因为北方的窦建德、王世充等人的势力已被唐朝平定,战事已少,李世民便在皇宫西面开设了文学馆,招纳文学之士十八人为学士,号为“十八学士”,并命著名画家阎立本为“十八学士”画像,褚亮作赞词。房玄龄当时即为“十八学士”之首。十八学士分三班轮流到文学馆值班,每天一班。李世民在公事之余,常到馆中与他们讨论文籍,有时一直讨论到深夜。秦王府供给学士们精美的食品,待遇十分优厚。当时的官僚们把被选为学士看作是“登瀛州”。
  
   玄武门之变中的赫赫功臣
  
   唐高祖李渊统一全国后,皇室内部发生了尖锐的政治斗争,斗争的双方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,斗争的目的是皇位继承权,斗争的最高潮是武德九年(公元626年)的一次著名政变——玄武门之变。 
  
   李建成虽立为太子,是皇位的继承者,但秦王李世民当年与高祖同在太原起义,南征北战,屡立战功,封为“天策上将”,位在百官之上。同时,周围又有房玄龄、公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杜如晦等一大批文臣武将,勋德尤盛,势力强大。于是,太子李建成一方面加紧建立自己的军队“长林军”,强化自己的武装力量,一方面与李渊的四子、齐王李元吉以及后宫妃嫔相勾结,在高祖李渊面前诬陷李世民。一次,李建成邀李世民到东宫夜宴,在酒中放了毒药,喝酒后李世民心中暴痛,吐血数升,淮安王李神通背回西宫。府中震动,计无所出。看到这激烈的斗争形势,房玄龄实在有些按捺不住,对公孙无忌说:“现在太子与秦王的矛盾日益激烈,大乱必兴,不但会祸及秦王府,恐怕还会危及国家。我有一个计策,莫若让秦王遵周公之事,外宁区夏,内安宗社,申孝养之礼。存亡之机,间不容发,正在今日!””所谓“遵周公之事,外宁区夏,内安宗社”,就是劝李世民像当年周公除掉管、蔡那样除掉李建成、李元吉,才能使国家安宁。公孙无忌把这些话转告了李世民。李世民紧急召见房玄龄,和他进一步商量斗争对策。房玄龄、公孙无忌、杜如晦、高士廉等成了李世民谋划政变的核心人物。此时,房玄龄仍随府迁授秦王府记室,封临淄侯;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,加文学馆学士。他们的这些密谋被太子李建成知道了,李建成看到房玄龄、杜如晦为李世民所亲遇,十分憎恶,屡次在高祖面前诬陷,因此房玄龄与杜如晦一起被斥逐。宫廷内部的权位之争日益激烈。
  
   武德九年(公元625年)六月,突厥入侵,包围乌城,李建成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都督诸军北征,高祖从之。李元吉请尉迟敬德、程知节、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,目的是把李世民帐下的精锐之士都拉到自己这边来,削弱李世民的力量。李建成还与李元吉密谋:在为李元吉饯行时,使壮士杀死李世民,夺取权位,同时把尉迟敬德等也一起干掉。危在旦夕之际,李世民令公孙无忌密召房玄龄等速来密谋,房玄龄、杜如晦身着道士服,乘着浓浓夜色潜入府中。经过细致谋划,定在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玄武门之变”。在这次武装政变中,李建成、李元吉同时被杀。不久,唐高祖李渊自动退位,让位给李世民,改元贞观,这就是唐太宗。
  
   贞观元年,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。论功行赏,以房玄龄及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五人为第一,进爵邢国公,食邑千三百户。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此不服,说:“义旗初起,我率兵先至。今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刀笔之吏,功居第一,甚为不服。”太宗说:“论功行赏,房玄龄等有筹谋帷幄、定社稷之功,如同汉之萧何,虽无汗马,指踪推毂,故得功居第一。叔父于国至亲,诚无所爱,必不可缘私,滥与功臣同赏。”李神通等人心悦诚服,无话可说。
  
   贞观之治中的一代良相
  
   贞观三年(公元 629年),唐太宗以房玄龄为左仆射,行宰相之职,与右仆射杜如晦、尚书右丞魏征参预朝政。此后直至去世的将近二十年中,房玄龄一直担任相职,是朝廷重大方针的谋划者和执行者。《贞观政要.任贤篇》中的一段话,大致概括评价了他贞观时期的功绩:“既任总百司,虔恭夙夜,尽心竭节,不欲一物失所。闻人有善,若己有之。明达吏事,饰以文学,审定法令,意在宽平。不以求备取人,不以己长格物。随能收叙,无隔卑贱。论者称为良相焉。”
  
   房玄龄在贞观之治中的作用,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  
   1、精简官吏,改革吏治。房玄龄重视吏治,认为吏治问题是求得国家治平的根本问题,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。一次与唐太宗论治,他颇有感慨地说:“臣闻理国要道,在于公平正直,故《尚书》云:‘无偏无党,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,王道平平。’又孔子称:‘举直错诸枉,则民服’。今圣虑所尚,诚足以极政教之源,尽直公之要,囊括区宇,化成天下。”这话正好与唐大宗不谋而合,他高兴地说:“此直朕之所怀,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?”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,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贞观元年,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团的官僚统治机构,把隋朝的制度加以改革,提出“量才授职,务省官员”、“官在得人,不在员多”的主张。房玄龄执掌政务,大力简政,并省官吏,“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”,并定期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查,赏罚十分严明。精减官吏的做法,既避免了十羊九牧,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,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,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。元朝注释《贞观政要》一书的学者戈直,在评论贞观之治时,称道“贞观之善政,当以省官为首”。而省官之实施,功在房玄龄,因为他倾力实践了省官这一关系到唐王朝“长治久安”的第一要政,使唐朝很快出现了“中国既安,四夷即服”的局面。在选拔人才上,他不以求备取人,不以己长格物。也不问贵贱,随材授任;恪守职责,不自居功。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,与房玄龄是政敌,但归顺李世民后,房玄龄一直与他相处融洽,成了太宗的得力助手。唐太宗写有《赐房玄龄》一诗 :“太液仙舟迥,西园引上才。未晓征车度,鸡鸣关早开。”诗歌形象地颂扬了房玄龄为国求贤的耿耿忠心。
  
   2、制定律令,务求宽平。在律令的制定上,房玄龄始终遵循了唐太宗“务在宽简”、“意在宽平”的原则,删繁就简,便于实施。唐太宗即位不久,房玄龄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,“议绞刑之属五十,皆免死而断右趾”。后来,根据房玄龄的意见,又“除断趾法,为加役流三千里,居作二年”。贞观十一年《唐律》书成,定律五百条,分为12卷,比隋代旧律,减大辟者九十二条,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。“凡削烦去蠹,变重为轻者,不可胜纪” (《旧唐书》卷五十《刑法志》)。接着,又删改武德、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,最终定留七百条,分为18卷,称为《贞观格》,留作诸司施行。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。《新唐书•刑法志》说:“自房玄龄等更定律、令、格、式,讫太宗世,用之无所变更。”其实,不仅贞观朝如此,以后有唐一代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。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,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。
  
   3、监修国史,修定礼乐。房玄龄对礼仪也非常精通。贞观二年,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,以孔子为先圣,以颜回配。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。房玄龄对封禅的仪式作了详细规定,“遂著于礼”。房玄龄奉诏与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,最后定著五礼,总138篇,分为100卷,名为《大唐新礼》。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。贞观三年,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,隋,南朝的齐、梁、陈五代史书,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。在贞观年间,先后撰成了《晋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,计八部史书。其中《晋书》130卷,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。另外又撰高祖、太宗实录各20卷。
  
   4、反对分封和攻伐。贞观十一年(637年),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,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,改封梁国公。但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,极陈其弊,列举了世袭分封的种种不可,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,消除了国家分裂之隐患。自贞观十六年(642年)开始,到贞观二十二年(648年),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,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,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,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。“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,尤宜诫慎。”(《旧唐书》卷六十六《房玄龄传》)贞观二十二年(648年),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。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,自知难愈,在“群臣莫敢谏,吾而不言,抱愧没地”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,他上表劝谏唐太宗停止攻伐高丽:“今士无一罪,驱之行阵之间,委之锋镝之下,使肝脑涂地,老父孤子、寡妻慈母望槥车,抱枯骨,摧心掩泣,其所以变动阴阳,伤害和气,实天下之痛也。……臣愿下沛然之诏,许高丽自新,焚陵波之船,罢应募之众,即臣死骨不朽。”太宗见表,对房玄龄的儿媳妇高阳公主说:“是已危慑,尚能忧吾国事乎!”(《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一》)。耿耿忠心,天地可鉴。
  
   忠勤恭孝的人格风范
  
   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几十年,为李唐王朝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,其功绩彪炳千秋;而他忠于君主,勤于政务,恭于僚属,孝于父母,“其于臣节,自无所负”(《旧唐书》卷六十六《房玄龄传》)。其忠勤恭孝、尽心竭节的人格风范,自惧盈满、知进能退的处世之道,也深受帝王、同僚以及后人的钦敬。
  
   房玄龄早年服侍父母以孝闻名。父曾身染重病,卧床十旬,房玄龄尽心喂药喂饭,未尝解衣交睫。父亲病终,他悲痛万分,连续五日不吃不喝。贞观十七年,已贵为宰相的房玄龄,他奉继母也是“恭谨过人”。母亲病了,每逢请的医生来到家门,他必亲迎恭候。在守母丧期间,他“尤甚柴毁”。唐太宗特命散骑常待刘洎前去安慰,并赐与寝床、粥食、盐菜等物。
  
   贞观三年,房玄龄拜太子少师,固辞不受,最后只是担任太子詹事,兼礼部尚书。任尚书左仆射,行宰相之职,他“虔恭夙夜,尽心竭节”。有时以事被谴,则整天恃坐朝堂,“稽颡请罪,悚惧踧踖,若无所容。”贞观十三年,唐太宗加房玄龄太子少师,房玄龄频频上表请解仆射之职,诏报上说:“公忠肃恭懿,明允笃诚。草昧霸图,绸缪帝道。仪刑黄阁,庶政惟和;辅翼春宫,望实斯著。而忘彼大体,徇兹小节,虽恭教谕之职,乃辞机衡之务,岂所谓弼予一人,共安四海者也?”最后房玄龄才以本官就职。当时皇太子将行拜师之礼,礼仪都已准备好了,但房玄龄“深自卑损,不敢修谒”,而悄悄地回到了家里,“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”(《旧唐书》卷六十六《房玄龄传》)。房玄龄认为自己居宰相已十五年,女儿贵为韩王妃,次子房遗爱娶高阳公主,实显贵之极,频表辞位,但太宗优诏不许。贞观十六年,又进拜司空,仍综朝政,依旧监修国史。房玄龄抗表陈让,太宗遣使对他说:“昔留侯让位,窦融辞荣,自惧盈满,知进能退,善鉴止足,前代美之。公亦欲效仿往哲,情实可嘉。然国家久相任使,一朝忽无良相,如失两手。公若身体尚可,请勿推辞。”房玄龄遂止。贞观十八年,房玄龄、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,唐太宗亲写赞辞,称赞他“才兼藻翰,思入机神。当官励节,奉上忘身。”
  
     贞观末年,房玄龄曾以微错被贬还第,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道:“为臣之勤,玄龄为最。昔吕望之扶周武,伊尹之佐成汤,萧何关中,王导江外,房玄龄可和这些人相媲美。自武德以来,他忠勤恭孝,众所同归,忠君之心,终始无变。其于臣节,自无所负。今数十年勋旧,以一事而斥逐,在外云云,以为非是。”太宗悔悟,急忙召还于家。
  
   贞观二十二年,房玄龄留守京师,病情渐重,唐太宗把他请到玉华宫,乘肩舆入殿,至御座乃下,君臣相见,太宗流涕,房玄龄也感激哽咽,不能自胜。太宗令名医为其救治,并派人每日供给御膳。如果病情好转,太宗即喜形于色;如听说加重,便神情凄怆。唐太宗的恩遇使房玄龄感激不尽,于是抱病上表劝谏太宗停止攻打高丽。后来房玄龄病情加剧,唐太宗凿苑墙开门,屡遣中使探望。唐太宗还亲临问候,握手叙别,悲不自胜。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,房玄龄病卒,享年七十岁。为了深切悼念他,唐太宗特意废朝三日,册赠他为太尉、并州都督,谥曰“文昭”。为了给房玄龄办理丧事,唐太宗还特赐绢布二千段,粟二千斛,并让他陪葬在皇帝的陵寝昭陵。
  
     房玄龄治家也有法度,尝告诫诸子“以骄奢沉溺,必不可以地望凌人”,特意搜集古今圣贤家诫,书于屏风,令各取一具。并对他们说:“若能留意,足以保身成名。”还说:“袁家累叶忠节,是吾所尚,汝宜师之。”只是到了高宗时,次子房遗爱所尚高阳公主疾恨房遗直居嫡,遂与遗爱阴谋夺其封爵,事情败露后,房遗爱被诛,公主赐自尽。房遗直虽以父功特予宥免,也除名为庶人,把房玄龄辛苦经营的家业荡涤一空。
  
  
  
   《旧唐书》对房玄龄曾这样评价说:“太宗以上圣之才,取孤隋,攘群盗,天下已平,用玄龄、如晦辅政。兴大乱之余,纪纲雕弛,而能兴仆植僵,使号令典刑粲然罔不完,虽数百年犹蒙其功,可谓名宰相。然求所以致之之迹,逮不可见,何哉?唐柳芳有言:‘帝定祸乱,而房、杜不言功;王、魏善谏,而房、杜让其直;英、卫善兵,而房、杜济以文。持众美效之君。是后,新进更用事,玄龄身处要地,不吝权,善始以终,此其成令名者。’谅其然乎!”这段话可说是对这位一代名相的精当赞语吧。
  
   2003、6、27
  
  
  
   本文发表于《淄博•历史名人》一书,200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原文2003、6、27发表于《淄博•历史名人》,200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录入时间:2004-11-30 22:43:06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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