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浙江画家房企遐转发 慈溪乡贤研究会 《乡贤杂志》 发布《草帽大王房其昌》一文，特整理发表如下
大清光绪己丑（1889年）九月廿三，房其昌先生降生在余姚县梅川乡一都三碰桥村，今址为慈溪市浒山街道三碰桥社区。当他出生时，家里有两个哥哥，不久之后又添了个弟弟。四兄弟在贫困中长大，唯老三读过三年私塾，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。他们长大后，未读书的在租来的土地上耕作，以种植棉花和水稻为生；只有老三，尽管兄长不高兴，父母还是不让他参加农业劳动。14岁那年经亲友介绍和担保，到浒山一爿南货店学生意，满师后留店做南货店官。不过他并不以做店官为满足，一心想做个南货店王。
为了开店，他省吃俭用贮蓄钱财，到了20多岁，还劝说父母不要为自己的婚事心急操劳。那时的人们盛行早婚，小伙子到十六七岁，姑娘到了十四五岁，做父母的就为孩子的婚事忙碌起来。俗语说要成家立业，就是要先成家后立业。可是他早已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先立业而后成家。他算过一笔账：家里父母没钱，娶亲的花费靠自己积累，先成家必将花光多年积蓄，且很快拖儿带女，根本无法再积贮，那我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做店王呢？如果先开店，那时赚钱多了，娶亲的花费可能只是小菜一碟。
25岁那年，老板派他到余姚办事，趁便到府前街（今天的府前路）附近溜达，当兜到一爿咸货店前时，看见贴着一张通告：说主人欲出让该店，有意者可入内面谈。他马上走了进去，见店内只有年老的店主、伙计和学徒等三人。店主见陌生人进来，马上笑脸相迎。主客很快达成口头协议，是商店的价格和剩余商品的转让问题，他答应继续聘用原店员，未满师学徒按原进店日起算，到三年满师。主客还商定在一个月之内，双方各邀一名中间人做见证，到时正式签订书面合同，一次付清现款并交接产权。
回浒山向老板交差之后，其昌当即筹集现款，到钱庄提取存款，还邀请10多位亲友，组织起一个“标汇”，当场收到第一标汇集之款。以后各标的汇集款，则由在场的亲友抽签决定归属。他虽拔得头筹，但仍不够。只好向钱庄申请贷款，但所有钱庄都需要资产抵押，拿什么资产去抵押成了难题。
与咸货店老板约定的期限将尽，资金还未凑齐。有朋友建议拿咸货店做抵押！他开始说不行，因为店还在别人名下。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去试试钱庄的态度。他跑到每月存钱的钱庄，把遇到的困难向老板和盘托出……
钱庄老板接过话头，说这事容易解决，我请账房带银票充当你
邀请的中间人。只要你与对方签好协议，该店就是你的，可以转身抵押给钱庄，虽然钱庄付款在先，而你申请借贷在后，但我相信你是个守信用的人。
其昌终于做了一个店王，不过他还在浒山店里打了半个月的工，因为老板聘用他是到甲寅年底（1914年2月13日）。为了守信，他硬是不去
管理自己的店铺，仍在浒山忙个不停，直到年卅的深夜。吃好年夜饭，老板对每个员工都发了双薪，唯独给他发的是双薪又翻了一个倍，以表惜别之意，又对他多年来的勤奋深表感激。
已是正月初一拂晓，他来不及给父母拜年，更没有休息，就急忙赶到余姚。此时县城里的商号几乎全部打烊，唯府前街咸货店的大门半开，伙计和学徒翘首盼望新老板快点回来。
尽管天寒地冻，其昌还是走得满头大汗，刚进门就给两人发了双薪，并对因自己的延误使他们未能在年卅夜回家表示歉意，发完工薪就让他们赶快回家。当员工离开之后，他才想起自己也要回家给父母拜年。
就从这年的初春开始，他尽全力经营自己的商店，招聘必要的人员，整理铺面和柜台布局，增加商品种类，等到看上去像是一爿南货店了，摘下挂在朝北店门上方的旧招牌，换上一块“萬昌南货店”的新招牌。他还在朝南的后门旁也挂上了一块较小的店招。当时的后门面对北城城墙，门前是城墙脚下一条狭窄的长弄堂，很少有行人经过。可他认为城墙迟早要拆掉，到时说不定店门朝南开，因为门前是一条比府前街更宽广的街道，还面对姚江，使得交通方便。余姚县果然自1930年开始拆城墙，还把墙基拓宽成马路，萬昌也改变店门朝向，门前是条宽广的大道，被命名为“北滨江路”。
在以后的三四年间，萬昌的营业发展很快，赚钱很多。但其昌所关心的是想开第二爿商店，他几次到宁波选址，觉得江厦街是个好地方。他正在筹划之际，他的父母却坐不住了，用严厉的口吻要他马上结婚。双亲说，你的小弟已经有了孩子，如今你已二十八岁，你的南货店已开了三年，到今天还不肯结婚，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，难道要变成老头再结婚吗？其昌一时找不到拖延的理由，只好任由父母亲去办，自己继续筹划开新店之事。
因为未遭儿子反对，父母即把他完婚之事当作头等大事，与亲友商量物色对象，经人介绍选中门户相当的农村姑娘，托媒婆到坎墩孙家通意。孙家父母听了介绍，虽然觉得年龄稍大，但听到女婿已经跳出农门开了一爿南货店，觉得非常满意。立即找了张大红纸，请邻居写了女儿的姓名和年庚八字令媒婆带回。房家父母接到红贴更不敢停留，择日请算命瞎子预测男女是否相合，还要占卜凶吉冲克。瞎子听了双方的年庚八字，马上口中念念有词，用右手扳动左手指头计算起来，最后见他左手的拇指点着食指的一个关节上说道，两命之间没有大的凶兆冲克，男命土厚，女命水盛，土克水成财，照此两命算来，裙钗女有20年的帮夫运；恭喜老爷和老太找到一位称心的贤淑媳妇。
房家父母马上遣媒婆向孙家报喜，同时征询是否马上“过帖”？媒婆又把孙家的意思带回男方。房家即按习俗和双方洽择的黄道吉日送16块大洋到孙家，俗称为“吃茶”钿，只要孙家收下吃茶钿，亲事就完全敲定。用上述程序完成的婚姻就是包办婚姻，一切全凭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。
接下来是行聘，向女方赠送聘礼和聘金。聘礼一般是绍兴老酒4～8担，表面雕有龙凤花纹的龙凤饼60～120斤，金戒子一只，以及新娘做衣裳的彩缎花布若干。聘金是女方打造嫁妆所需的现金，在清末民初，姚北一带的最低门槛是60块大洋。房家父母对前面三个儿媳的聘金，都未达最低门槛，而且还是东典西借的拼凑起来的。父母想自己是老年的红脚梗，三房媳妇都是马马虎虎进门的，无所谓体面不体面。但老三是生意人，还要在商场上继续滚翻，不能没有面子，一定要送得体面一些。
其昌正在筹划思考，忽见已满师的徒弟跑上楼来禀告：说太师傅与太师母进城来了，有事要找师傅。其昌立刻下楼请安。母亲把他拉到无人处，告诉婚事进展情况。他原以为结婚的花费只是小菜一碟，听了双亲的介绍才知估计不足，他不忍看父母焦急的样子，只好陪双亲到钱庄取钱，使两老很快完成行聘手续。
1917年是其昌的大喜之年，在父母的催促之下，终于在春天用花桥迎来孙氏姑娘。他与姑娘虽然结成了夫妻，但不知她的名字，家里只有父母亲看过她的年庚八字，知道了名字，但这是保密的。除了少数开明的家庭，或者公婆不慎泄漏了秘密，过去宁绍地区的大多数男人，都不知道妻子的名字。
1919年其昌流年不利，还未满月的孩子不幸夭折，为了使妻子忘却悲痛，还抱养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女婴，妻子把她当作亲生的女儿，才觉得孩子还在自己的怀里。
由于结婚和抢救、领养婴儿，使得开新店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，直到1922年夏天，才在江夏街开了爿“同生源”南货店。尽管已做了双料店王，其昌还是壮心不已，还想在沪杭等地再去开它几爿南货店。不过他很快改变了主意，因为发现了比南货更赚钱的行业：金丝草帽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，在以长河为龙头的姚北地区勃然兴起。
我国江南特别是姚北农村妇女的手工编织，已有久远的历史。她们随便抓一把身边的麦秆或蓆草之类的材料，能很快编成一把扇子或一顶帽子。但像结绒线衫一样，这是她们的一种休闲爱好，编织的成品一般也仅供家庭
成员使用，多数人都不会把它当商品，也未见过有哪一位商人依靠贩卖此种草编商品赚了大钱。
1922年的情况有了变化，一个法国洋行老板在姚北
旅游，亲眼看到长河妇女精湛的手工技艺。洋老板在惊叹之余，立即从南洋群岛收购大量贱价的金丝草，组织长河妇女编织金丝草帽，再运往欧美等国销售，获得利润之丰厚是国人难以想象的。
本地商人眼见法国人赚了大钱，也跟着干起这个行当。在长河及其周边地区，很快设立起许多草帽行，他们雇用员工给妇女发放金丝草，再回收编织成的帽子。开始时本地商人的经营规模小，嫌进出口手续麻烦，就向法国人批发草料，还把成批的帽子卖给法商让其出口。这样的方式使得中国商人只赚了一个零头，大多数利润被法国人占有。这使中国人感到不爽，想把原料与成品的进出口掌握在手里，可是不知道金丝草产自何地，也不知道帽子销往何处。外商发现中国人有此倾向，立刻把有关信息封锁起来；还有少数自行进出口的本地商人，为了在竞争中取胜，也对相关信息进行保密。
其昌也在此时看到这个发展迅猛的产业，但他刚开了爿同生源，又向钱庄申请了贷款，还对新行业不是很懂，必须先行学习。他就去朋友的草帽行打工，主要是向农妇投放草料和回收草帽，实际是学习相关业务知识。
为了有更多时间学习，他把妻小接到长河，在章家路上找了间住房安顿下来。妻子从三碰桥搬到长河，除了照顾丈夫和小孩，还可打凉帽（金丝草帽又称凉帽）赚点外快，想草料就在丈夫手里，织成帽子丢给丈夫，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可是其昌觉得这事很为难，因为在回收时还要给草帽按质定价，定得高了人家会说他作弊，定得低是委屈了妻子。他认为还是到法国草帽行里去领草料，与他们的关系混熟了，或许能获得一些被封锁的信息。
有余姚和宁波两爿南货店不断输送的利润，再加他的草帽知识也积累得差不多了，就在家门口挂出一块“房昌记草帽行”的牌子。为了把生意做强做大，他决定到上海设立分行。其实在那时，他不知道在上海开爿分行有啥大的作用，只是想到大都市去闯荡一番！
妻子孙氏无意中获得一条信息：法国老板来长河之前，在上海经营一家洋行，还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！其昌据此判断，人家保密的信息很可能就在这家洋行里，就顺便跑到上海去
寻找，设立分行只是另一种说法。
经其昌的仔细观察，熟悉了制作金丝草帽的全过程：农妇手工编成草帽剪去边沿的余草，把成品缴回草帽行就完事。余下来的工序，由草帽行员工或外包给其他工场来做。先把草帽浸泡在漂白粉水溶液里十余小时，再用清水漂洗，直到嗅不到任何异味，再放在太阳光下曝晒，晒干后再把它抛光修边，到此时美观大方又十分挺括的金丝草帽才算基本完成。
只是其昌看到的许多帽子差不多是一个式样，看上去实在有点单调。他想一定要让草帽有许多种花色样子，才能获得不同人群的喜爱，进一步扩展市场啊。丝绸是中国的特产，在帽边加一条不同颜色的丝带，还可以让它飘起来；或者把丝带做成花朵佩在帽的一边或两边，也可以在帽子插上一两根漂亮的羽毛。只有草帽附加上这些经过精巧设计的精美花样，才有繁多的花色品种，才能进一步提高它的附加值。当许多帽商还没有想到的时候，房其昌却想到了这一点。
其昌到达上海之后，首先在英租界的同孚路（英文为Yates Road，即今天的石门一路）找了间房子住下来，还向租界当局注册登记了“房昌记草帽行上海分行”的招牌。然后几乎每天在法租界里溜达，他想法国人开洋行应该首选在法租界。他突然觉得有人拍他的肩膀，回头一看原来是长河的两位同行朋友。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两人到上海来的目的居然也是要找寻法国洋行。于是三人约定上午各自分头找寻，下午到同孚路商议。
三个长河人正好在“房昌记上海分行”里坐下来，见一个带着翻译的英国人进来，开口就要订购金丝草帽，所需之量是多多益善，房昌记的生产量大概还不够供应。其昌只好向英国人承诺，长河方面将尽全力扩大生产，一定增加供应。英国客商马上回应：“Very well，thank you！”
房先生趁机请问翻译：英国人怎知同孚路上有草帽行？翻译说他到上海后先去工部局查询，一查到就查到你的商行。翻译还告诉三位长河老板，可以向荷属东印度（当年的印尼叫东印度，是荷兰的殖民地）和美属菲律宾（它是美国的殖民地）订购金丝草。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于意料，三个大男人费尽全力寻找还找不到的东西，却自动的送上门来了，这主要是房其昌的上海分行注册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凑巧。
房其昌等本地商人掌握了原料与成品的进出口业务，减少中间环节，被外国人轻易赚去的钱流进中国人的口袋，经营利润大幅提高，给女工的报酬也增加许多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她们的积极性，吸引更多的人群投入进来。以长河为中心的金丝草帽，很快发展到姚北甚至是整个三北，不仅仅是农村妇女，城镇妇女的手指头也拨动起了金丝草，出现乡镇农村无闲女，个个都是织帽人的兴旺景象。甚至有许多家庭，连男女的分工也被完全颠倒过来，做妻子只管专心打凉帽赚钱，丈夫带小孩还包揽全部家务，这就是以长河为龙头的姚北草编业所发出的革命性魅力。这些妇女从未向丈夫提出要改变自己的地位，只是用她们的手指头拨动几下金丝草，就成了家里赚钱的主力军，做丈夫只好甘拜下风，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家庭内部的男女分工。
金丝草不同于麦秆或蓆草，尽管它细如发丝，但坚韧而稍有刚性，再加颜色白洁，织成的帽子看上去非常坚挺，如果夏天有一顶既轻薄又挺括的金丝草帽戴在头上，清凉又时尚美观，还显示出女主人的翩翩风度，因此深得欧美上层新潮女士之青睐，特别是英国女王也爱戴金丝草帽，更使欧美妇女趋之若鹜，在头上戴一顶由中国制造的金丝草帽竟成了一种时尚和潮流。
由于织帽的材料与加工工艺的变化，使戴帽的人群也发生变化，原先只是中国底层的普通人，后来变成了欧美上层的时尚女士，使它的价格也变得昂贵，这自然使经营商人与打帽女工都得到实惠。那么姚北妇女打一顶草帽到底能得到多少报酬呢？
笔者在10余年前曾采访过一位沦陷前的长河草帽业小学教师，后来随丈夫回上海的周巷老乡，时年90的沙黄人沙旭初女士。她说当年有许多沙黄姑娘喜欢到她家里打凉帽，原因是其姊沙惠珍是打凉帽的高手。她姊在出嫁之前，父亲沙怀生因特殊需要动用了姊夫家送来的聘金，使打造一套与聘金相适应的嫁妆成了问题。她二姊只好没日没夜地打凉帽赚钱，短短七八个月，就赚到了打造这套嫁妆所需现金，余款还到银楼里定制了一只份量很沉的金戒子。等到坐花桥之时，她二姊的嫁妆就装了整整14船，一下子惊动了整个沙黄村。当船划到夫家周巷平王街时，许多男女老少沿街河观看，观看其新潮时尚又富丽堂皇，更惊叹这是一个沙黄姑娘打凉帽赚来的。
经沙老师的介绍，笔者了解到当时编帽女工所得报酬确是不低。那么打一顶凉帽到底能赚多少钱呢？笔者就进一步问沙老师：
“以你姊的手艺打出来的金丝草帽，每顶能赚多少钱？”
“拿到好的草料，记得是一块多大洋！拿到稍差一点的料，大概是八九角，除非不合格，最差的也有五六角。不过我二姊是高手，草帽行里放料的人都知道，只要有好料，他们第一个就发给她。”
“那你姊要花多少时间能打一顶草帽呢？”
“我看她最多三天，如果加上挑灯夜战，两天就解决了。”
从沙老师的回答看来，当年打草帽的女工，收入的确很高。两三天赚一块多大洋，能买七十多斤上好的大米。这样高的经济收入，对只有三四个人的小家庭来说，可以稳稳当当的算得上是小康了。
房其昌的生意愈做愈大，不但他本人很快发达起来，还带动规模较小的草帽行，他主动成为小商行进出口的代理商，只收点人工费和运输费，远低于外国商行的费用，让小打小闹的草帽商人也赚更多的钱，使小老板们非常感激，在他们之间谈到房先生时，总是翘起大拇指称他为“草帽大王”。还有些外籍客商，因为许多小商行都搭他的便车，做生意时交易额显得特别巨大，便有许多外国人也惊呼他为“Great king of straw hat！”只是房先生静下心来仔细想想：自己所以能成为大王，完全是与许多朋友的帮助分不开的，他经常对周围人说：
“我房其昌能有今天，离不开亲友对我的帮助。我能跳出农门到南货店学生意，是靠父辈亲友的担保和介绍；我能独资开南货店，是靠亲友们的“标汇”和钱庄老板的信任。我未去南货店料理店事，两店还是不断的给我输送利润，这是员工对我的支持，让我一心扑在草帽业上拼搏。即使是那位陌生的翻译先生，也告知我被法国人封锁的秘密……，要是没有这许多新老朋友的帮助，哪有我房其昌的今天。”
人们见到他也经常帮助别人，帮助亲友，帮助余姚同乡，帮助困难的学生……我们看他除了协助小规模的同行朋友之外，还帮助过哪些人呢？最值得称道的是不求任何回报，而且被帮助对象是完全陌生的人！受房先生帮助的人群中，大多数都是非亲非故的陌生人，这些人都在上海闯荡而遇到了困难。据笔者的先叔说：
“不管是谁，只要能说得一口流利的余姚话，房先生就会尽力相助，还可以在他的分行里长期住宿就餐，草帽大王真把同乡人当作亲人。为了接待从家乡来的陌生客人，他在分行附近的同孚路南端与法租界交界的福煦路（法语路名为Avenue Foch，就是今天的延安中路）口，建造了一长排两层楼房，专们供他的困难同乡居住。我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年，也白吃了三年，等到我在上海美专毕业，并在基督教青年会里找到画宗教画的工作，才向他告别并最后离开他提供的小房间。”
说到免费就餐，也使家叔感慨万分。每次食堂开饭，总看见里面有一两百人围着二十多张八仙桌进餐，小菜也相当丰盛，逢民族节日还有加菜。家叔在刚开始时以为许多食客是分行里的员工。后来住久了，大家熟悉了互相攀谈，才知分行员工仅十人左右，极大多数人都与家叔的情况相似，是在上海遇到困难的陌生人。他们都说房先生是新时代的孟尝君；招待客人甚至比孟还要真诚，因为孟尝君还有点私心，希望自己在身处险境时有门客出来解救，而房先生全无个人目的，只是全心全意地帮助别人。
家叔看到大多数客人都是从余姚出来到上海找工作的青壮年，一直要到有了满意的工作才离开。有些青年人找到工作后还要求房先生做担保，他就派人
回乡调查，了解清楚了就做担保人。客人中间也有不少学生，因某种原因无法在学校住宿，也投靠房先生长期住宿。先叔蔡水湘就是一个学生，因为刘海粟的“上海美术专门学校”当时还没有学生宿舍。此事曾一度弄得我全家焦急万分，幸亏周巷东街头华兴袜厂的段老板闻知此事，就写了封介绍信，叫家叔到上海英租界找房先生，正因为家叔是他的亲戚介绍过来的，所以对家叔特别优待，逢中秋或端午等节日，还请到家里去特别款待！
当时的家叔在上海美专求学，居住在英租界同孚路的南端，每天早餐后跨过福煦路进入法租界，再徒步20～30分钟到达菜市路（法语名为Marche，Rue du；就是今天的顺昌路）560号上海美专；傍晚5点鈡左右，原路返回同孚路住所。家叔把“房昌记”的房间当作了自己的家，把房先生一家人当作亲人，在上海无忧无虑地生活和学习整整三年。当完成学业毕业，对房先生的无私资助表示感谢之时，房先生却轻描淡写地说：
“咳！这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，不过是在吃饭时多了副碗筷，不足挂齿！不足挂齿！”
到80年代的后期，家叔还清晰地记得房先生临别时说的这句话，一再赞扬他是一位名不虚传的草帽大王！无论是说话或者是做事，都显得十分豪爽！当年投奔他寻求帮助的许多余姚同乡，都赞扬他是20世纪新时代的“孟尝君”。
有一次有几位周巷邻居陪家叔到郑巷去看墓地，回来时见到一块写着“房公其昌德配孙氏孺人之墓”的
墓碑，家叔见了马上跨下石板路，不顾布满荆棘的崎岖地面，走到坟前恭恭敬敬的一鞠躬，并对里面说：
“房先生啊，真想不到贤伉俪早已在此等候了，当年受您们资助的一个小青年，也快80岁了，今天已经在您的旁边选择了一块墓地，很快就会来与您们相会，年轻求学把您家当作宿舍，终老后也要成为您的好邻居。”
房先生在上海热情帮助求学的余姚青年，回乡时更热心教育事业。1936年初回乡欢度春节，他与张春尧等十几位同行一起，商讨成立一所专门为草帽业同人子女读书的学校，并以长河草帽同业公会之名义发出倡议：要求帽商和女工为自己的孩子
捐款办学，创办一所“余姚县私立草帽业小学”。他们号召在长河的草帽行，每拿到一箱金丝草捐资4角；女工每编织一顶草帽捐资2个铜板。当时正是草帽业最兴旺之时，从业人员的办学热情很高，很快筹集到法币10多万元。（前面凡是提到货币都是银圆，此处第一次出现法币。这是因为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币制改革，以法币代替银圆作为流通货币，禁止银币继续流通，唯铜板仍可使用，规定是三个铜板兑换一分法币，原先是一块银圆兑换300个铜板。）
其昌除了积极缴纳同业公会倡议的份额之外，还专门捐了几次款和许多实物，受到同行赞许，被推为草帽业小学校董会的董事，这更使他爱护在校读书的学生，每年逢校庆还给小学生送礼。礼物一般是他们喜欢的小吃，让小朋友欢度自己的节日。
正当房其昌的事业蒸蒸日上而且还想进一步大展宏图之时，日寇发动了八一三事件，扩大对华的侵略战争，使得长河的草帽业开始走下坡路。所幸他的分行在英租界，寇军一时还不敢进入，欧美轮船仍可以进出，行业所需的进出口业务还能继续维持；只是大批难民涌入租界，他又担当了不少救助难民的工作，把许多房子和仓库让给了难民，使业务工作受到影响；另外上海与姚北之间的货物运输也困难重重，这许多事情要求他长时期连续工作，弄得他心力交瘁、疲惫不堪，很可能由此种下某种病根。
侵略者没有就此止步，还偷袭珍珠港，挑起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大战，又令侵华陆军冲进租界抢劫烧杀，使得房先生的上海分行彻底完蛋，草帽业所需的运输通道全被切断，使勃兴仅有10余年的草帽业瘫痪。他在上海也呆不下去，只好带着满腔的悲愤回到宁波。宁波也一样，他有几次出门遇到了鬼子的岗哨，须向鬼子90度鞠躬，如鬼子认为你的鞠躬不够格，马上要打骂，甚至还抄身，房先生不愿受此侮辱，只好尽量不出门。
他唯一的企盼是希望我军赶快打回来，把鬼子赶出去，自己再回到生意场上大干一场。可是盼啊盼，一直盼到1945年的7月31日，还未见我军回来。天气异常闷热，晚上在天井纳凉，只好给子女讲戚继光打倭寇的故事聊以驱闷。不想晚上睡觉到半夜感到透不过气，家属们赶快采取措施。送医院实在是不方便，晚上难找交通工具不说，即使白天走路鬼子的岗哨也要东查西查，晚上更加是严厉，他本人也绝不愿意受鬼子的侮辱。家属也缺少某些医疗常识，不知道疾病的严重性，只好扶着他慢慢走动到天亮，看他慢慢倒下去，从此再也没有起来！
房其昌是商场上的精英，也是民国时期姚北地区民族资本家的一个杰出
代表，通过辛勤努力与艰苦奋斗，他终于像弄潮儿那样在波浪滚翻不息的潮头勇敢的站了起来，可是还没等他站稳就倒下了。他是生不逢时，却逢到日寇侵华，还叠加了二战，他无力抗拒，终于在祖国黎明前最黑暗之时，离日本无条件投降只有半个月的时间，他却永远的走了！
笔者撰写本文是一种纪念，纪念我们慈溪市的一代商界精英房其昌先生；也是一种控诉，控诉侵我中华至今还死不认罪的日本军国主义！
感谢房先生旅美儿子浩鉴先生提供鲜为人知的资料！
来源： 慈溪乡贤研究会 《乡贤杂志》
